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始末

现在，对有关历史事件揭秘的文章很多，一些执笔者之所以把尘封几十年或百年左右的事件公诸于众，往往是这些“历史的故事”，囿于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原因，当时作为秘密封闭起来，不大为人所知。尽管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发现，不存在任何秘密，但限于其发现过程只有极少人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有必要作一认真回顾的。这个世界之最的发现，距今还不到5年，我作为发现者之一，稍作回想，便历历在目。

不止一个了解内情者肯定地对我说，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重大地理发现上，我的特殊奉献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新闻记者，居然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样的建树。

他们的见解是基于了解了我对这一重大地理发现本身做出的成绩，而非仅仅作为一位新闻记者在报道上所付出的努力。他们认为，尽管在报道上，1994年4月17日，我的“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消息，作为新华社通稿播发后，由于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新闻价值，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国内外的新闻媒体所采用。此后，又在1994年底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新闻和中国科学院“科星”奖一等奖，但那仅仅是一位记者所得到的荣誉，与这一重大发现本身应该受到的褒奖无涉。

因为，“重大地理发现”与“重大地理发现报道”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后者是新闻记者向社会转达“新近发生的事情”，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一个是认识世界，一个是记录世界，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一位记者可以在新闻领域中奋笔疾书，呼天唤地，驰骋在舆论界，但难以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发展，哪怕是偶有所为。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成为新闻工作者中的个例，即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上，我既是重要的发现者之一，又是这一重大独家新闻的报道者。

当然，我的最初发现是建筑在科学家深入考察以及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后又经过科学家的论证与再度计算。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我率先将其提出，这个世界第一大峡谷仍然会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论文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局面，即记者率先发现并提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反复提示给有关科学家后，他们确认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或者说，这一世界之最的发现和确认，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有效合作的产物。

我得承认，我虽然踏访过南极大陆、远渡过南沙岛、穿行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在1998年4月之前，西藏这块广袤的土地，我从未涉足，更不要说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做过探秘！既然如此，读者可能会问，我对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最初发现从何而来？这，需要从写《武井义隆之死》的文章谈起。

1993年10月，由中日两国队员组成的考察队赴雅鲁藏布江下游一带考察，日本队员武井义隆在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帕隆藏布江漂流时，由于江水水势太猛，他刚一下水就被卷入江心，小艇翻了，人也被冲走。接着，他又很快被裹进水势更猛的主流——雅鲁藏布江。为寻觅这位年仅24岁、身高1．8米的英俊的日本队员，考察队在西藏林芝地区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组织了三次为期一个月的沿江搜索，仍然未果，不得不宣布他失踪了。

武井义隆之死是颇有故事性的，我很想写写这一事件的始末。为积累素材，我除找武井义隆所在探险队负责人采访外，又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那里借来一堆资料，以便更细致地了解帕隆藏布江和雅鲁藏布江及周围地区的地理情况，如水温、流速、植被、山势等等。我知道，杨逸畴曾多次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并走了大峡谷的部分路径，他所掌握的资料是很有价值的。我与杨是熟识的，1992年，杨逸畴成了我的队友——中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队队长。我作为唯一的随队采访记者，大漠中同他结下友情。

从杨逸畴研究员那里拿来的材料，不仅给我写长篇通讯《武井义隆之死》提供了难得的背景情况，保证了文章的完成，并于1994年1月28日刊登在《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位置。重要的是，我从杨逸畴、高登义和李渤生三位科学家合写、1987年刊登在我国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科学》上的题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气通道初探》论文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青藏高原上的大河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流，到了米林县进入下游，河道逐渐变为北东流向，并几经转折，穿切过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山地屏障，猛折成近南北向，直泻印度河平源，形成了几百公里长，围绕南迦巴瓦峰的深峻大拐弯峡谷，峡谷平均深切度在5000米以上”。

需要强调的是，通篇论文中，丝毫没有论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1995年3月15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高登义研究员在回顾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现过程一文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论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形成历史；论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四周向高原腹地输送水气的最大通道；论证了这条水气通道对青藏高原东南部气候、自然环境、生物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然而，我们并没有论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这样一来，他们的“遗漏”就为我与幸运拥抱提供了机会。

当我读到“形成了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切度在5000米以上”等字句时，猛地一惊，觉得这是一条十分重大的科技新闻，深埋于科学家的论文中。我的记忆里，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好像才深两三千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平均5000米的深度，即使它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也是中国最深的峡谷，颇有报道价值。

继而，我敏锐、强烈地感到，搞不好这是一个重大的地理发现！

当时，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好像一股强大的激流，猛烈地冲撞着我的心房，使我兴奋得夜夜难以成眠，决心协调和依靠有关科学家，确认其结果。

高登义研究员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我当时的激情和积极进取态度。

他说：“时过7年（指他们那篇论文发表7年后），于1994年初，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先生偶然谈到我们这篇文章，大为惊叹。也许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特有敏感吧，他当即给我打电话：‘拜读了你们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文章，非常兴奋！这条水气通道深度5000多米，长几百公里，会不会是世界第一？’

“我开玩笑说：‘又发现什么新闻啦？’

“张认真地对我说：‘你和老杨认真考证一下，比较一下美国的科罗拉多峡谷，拿个结果好吗？’说完，他又加重语气说：‘如果是世界第一，我们一定不要放过它！它可是中国的财富啊！’”

4月5日，我又给杨逸畴同志打电话。我说：“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基本可以成立，请您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认真核算一下。还有，把世界第一大峡谷作为新闻发出，单单拥有5000米深度的数据是不够的，未免有些单调，需要扩展内容。”接着，我又把下述几个问题说给杨逸畴，请他思考思考，日后作答，即峡谷有多长？峡谷最窄的地方是多少米？其地貌如何？它是怎样形成的？较精确的深度是多少？实地踏勘者的感受是什么？

之后，我又给高登义同志打电话，请他提醒老杨，对此事要持积极、科学的态度。老杨刚从台湾考察归来，手头上的事太多，千万别让他拖下去。作为队友，高登义曾同我一块远征过南极大陆，有过同舟共济之交。他表示，他会和杨逸畴、李渤生一道，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对待这件大事。

4月11日，杨逸畴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测算基本结束，它作为世界第一大峡谷是没有问题的。

出于发表新闻的需要，给读者以简洁明快的印象，我又打电话给杨逸畴，请他画一张大峡谷的剖面示意图。他说这是相当费事的，必须在海拔高度上做比较准确的绘制。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了。16日9时许，我去了他家，看他戴着老花镜，伏在案头以1：5万南迦巴瓦峰地形图为基准，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海拔2400米的高度往上算，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接着，高登义、杨逸畴和我，以及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呈选等相约，共同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曾6次赴青藏高原考察的刘东生教授家中，把我们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计算结果及新闻报道设想向他作了汇报。在进一步共同论证的同时，刘东生还审定了我写的消息稿。刘先生指出，我国学者首次发现和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对国际地理学界的巨大贡献，再一次向世人表明祖国江山如此多娇！

这些科学家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提出的见解颇具权威性。1982年，我国组织南迦巴瓦峰考察队，队长就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刘东生，副队长为杨逸畴和高登义。后来，因为刘东生当时新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离不开岗位，考察队只好由杨、高带队负责赴藏。李渤生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中，竟破纪录地连续作业一年以上。出来时，他皮肤黑红、胡子拉碴，形同野人。高登义是一位研究喜马拉雅山区气象学的权威，他提出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气通道理论，从理论上解决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高山之上为什么会形成海洋性冰川，山下为什么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的问题。还说明了大峡谷的特殊通道功能，竟然把亚热带的北限，在等距离上比其它地区向北拉伸了6个纬度。

我在这次地理大发现中有所作为，应该说得益于孟子所说的“行成于思”，即在捕捉重大科技新闻时，多思多想了几步，才使这个真正的世界峡谷之最大放光彩。其实，有些重大自然科学发现也得益于多思。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理论，据说是他躺在床上凝视挂在房间里的地图，突然发现各大陆边缘可以拼接吻合，才提出这一学说的。海底电缆创始者、英国的威廉·汤姆生，对铺下的海底电缆信号微弱，接收困难正一筹莫展时，突然从朋友与他开玩笑时，用镜子反射阳光照他的脸受到启发。“镜子只要在手里稍微移动一下，远处的光点就会大幅度地跳动，这就是一种放大吗？”由此，汤姆生发明了镜式电流发报机，解决了信号弱的技术难题。